1. 时尚文化的影响
“以国为潮”是当下的消费新动向、新趋势，“国货+潮流”衍生出的新“国潮”是当下非常火爆的一个词。这并非“横空出世”，也不是简单的“复古怀旧”，相反拥有深厚的底蕴、内在的逻辑。国潮的兴起，其实就是国货的崛起，从美食饮品到服装美妆，从电影电视到文创周边等等。中国智造的影响力，正无声无息地反哺着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也改变着国民对潮流文化的理解。
以前说到时尚，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提起“欧美流”、“日韩流”，这基本代表了东西方两种流行文化的风格。全球化时代，时尚潮流打破了国界限制，各种国外潮牌成为年轻人购买力上的趋向。但近年来，随着国产品牌的品质升格，及网络媒体、商家企业和新生代消费者的合力助推，一种叫“国潮”的消费理念逐渐兴起了。
国潮跨界蔚然成风，从世界工厂到引领风尚
2017年4月24日，国务院批准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希望通过举办该活动，让消费者亲身感受高品质消费品魅力，加强自主品牌情感，提振国货精品消费信心。政策的铺垫显然为后续的国货崛起带来一股春风。
2018年可以说是国货大放异彩的一年，“为情怀买单”成为热门词汇。2019年，是新“国潮”的崛起之年，越来越多的国货品牌通过挖掘品牌传统文化与历史，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大众的视野，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市场爆发力。
李宁、安踏、小米百雀羚、OPPO等知名国货品牌，都通过国潮成为了时尚圈的新宠儿。“国潮热”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借助潮流“复兴”。如泸州老窖推出了香水，老干妈和旺仔推出定制卫衣，六神和RIO联名推出鸡尾酒，周黑鸭联名御泥坊推出口红，大白兔联名美加净推出润唇膏、七夕当天拼多多联合上海老城隍庙推出自黑的“夕夕糕”等主打话题营销的跨界营销蔚然成风，强势助力国产品牌复兴。
今年7月，今日头条联合十家北京老字号，举办了一场名为“国潮上头条”的大秀：让同仁堂、吴裕泰、庆丰包子铺、北新桥卤煮等传统老字号散发年轻活力，旨在以“共赢共生”的态度和理念让传统品牌谋变求新。
可见，把国货变“潮”的是全新的制造。在商品之上，人们期待更多彰显文化底蕴、生活理念、美学价值的产业表达。通过融合创造，向消费者传递“美”的认知、生活的体悟是当下很多品牌的转型之道。
曾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也在逐渐引领起国内外的新风尚。
主力消费者的思维升级，助推国潮当道
流行文化总是从强大经济体输出到较弱经济体，这种消费，被定义为“升维消费”。
谈到国潮的崛起，免不了要从国潮的商业属性谈起。人类获得幸福感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让自己获得进入上一阶层”的心理暗示，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会有意识地“怀旧消费”，从而对当下生活情况产生更多安全感。
8月15日，返利网对外发布一组数据显示，2019年1月到7月，“国潮”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392.66%。李宁、安踏、回力、飞跃等国产潮鞋品牌整体下单量同比增长超351%。90后和00后为“国潮”产品贡献了超57.73的购买力。其中，95后消费占比超过四成，达25.8%。
在去年天猫发布的《国潮来了五大消费趋势》中指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老字号的新人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东方潮牌定义潮范。根据天猫大数据显示：
“在搜索「中国风」相关商品的用户增长 14.73%，全国有 383 个城市的90 后青年购买了汉服。”
年轻人在购买行为上，从原来的「流量思维」，变成了现在的「价值观思维」。购买产品不再一味地追求进口和品牌价值，而是更看重性价比。对于国货来说，不再代表老气、低俗，反而是一种潮流气质和生活态度。很多场景下，年轻人购买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更是附着在上面的圈层归属、情感诉求、价值认同。
新生代的消费者们，会从品牌的人格、品牌的设计、品牌的创意所综合传达出来的品牌价值观中，来找到与自己投契的部分，从而完成对品牌的收藏与购买，这是“消费自信”的重要体现。
正所谓“谁抓住了年轻一代，谁就抓住了未来，这正是国潮崛起的关键所在。”业内人士表示，“95后、00后已渐渐成为新一代的消费主力军，他们本身就出生在国力强盛的年代，本土意识不断提升，本土审美不断苏醒，面对洋品牌没有自卑感，对于国货的天然认同感相较于70后、80后更为强烈。”
所以，年轻人明显的消费心理变化，加上天猫这类的互联网平台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渠道支撑，就给中国本土的国货品牌们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
国潮自信，也需保持克制和冷静
不得不说，“国潮”是国家自信和中国文化自信大趋势带给中国品牌的红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国潮”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带有新鲜感体质的营销举动。不少老品牌都借力国潮噱头成功造势，取得了口碑销售双丰收。但同质化的营销策略，也开始让消费者失去新鲜感。一味强调传播声量，而忽视产品带来的实际效益，很容易让人陷入自嗨陷阱，极容易引发负面舆论。
品牌追求趋势红利、追求流量虽然并不是件坏事，但在享受这些美味果实的时候，也请保持清醒和客观。想想自己有没有错把国家的文化自信当做了品牌的文化自信，想一想自己品牌真正诉求的文化理念是什么，是否能在文化圈层中赢得消费者的拥护，进而塑造自身的品牌文化自信。
7月26日，人民日报官微宣布人民日报官方淘宝店同步开启，携手五大国货品牌李宁、大宝、晨光、咪咪、网易云音乐共同开启跨界营销的商业化之路。党媒一改严肃形象，联同国货品牌一起“玩起来”，既是对于国潮、中国制造的肯定和引领，也是对于跨界营销形式的肯定。
整体来看，“新国潮”仍是一个好的事情，也是市场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之后的必然成功。然而，这股潮流如何走得更远，迎来更大的爆发，却是每个国货品牌需要思考的问题。
2. 文化对时尚的重要性
是标准化的群众行为的一种短暂的形式。
指标新立异、不落俗套，并在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广为流行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在文化、宗教、言语、服饰等方面，如崇尚外来文化、社交方式改变等。它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情绪、趣味、爱好的影响下自发产生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是互相影响的。
这种影响的形式之一就是相互传达自己的富有表情的面容和行为特点的言语、衣着、面部表情、风度等等。这些形式是在模仿、暗示和大量“心理传染”的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的。时髦对人的交往起着调节作用，它是传统和习惯的特殊的补充。
时髦作为社会现象，同生活方式、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价值的追求目标，时髦表现着人们的爱好和愿望。
对时髦的敏感和赶时髦在很多方面取决于本身，取决于他的独立性。认识水平、文化水平、道德发展水平和审美发展水平。因此，时髦的社会方向和思想方向是由社会和个人对价值的追求目标所决定的，这些目标又制约着时髦发展的性质和进程。时髦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无阶级性，它往往在各阶层中普遍流传，对社会影响较大。
(2)炫耀性，即一个人通过创新出奇，以争取社会地位，满足自我表现的需要。(3)较有目的性。
(4)较有组织性。时髦是社会交往的产物，无论是倡导者还是模仿者，其样式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有意义，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处世态度。时髦属于人类行为的文化模式的范畴，它往往反复出现，得到社会所认同固定下来后，就成为一种习俗。时髦与时尚较明显的区别是时髦对社会的影响比时尚大，流传范围较广，流传时间较长。
3. 时尚对文化的影响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是个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却空前繁荣，其中先秦诸子对中国精神影响之大，无论怎么估价都并不过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一直影响到现在，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启蒙，可谓“东方既白”。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古人盛言三代。三代既是三个朝代，也是三个彼此平行的地理板块。夏、商、周三分天下，最后一统于西周。西周是三代的集大成者。后来，西周亡于犬戎之难，中国陷于分裂。历史学家把平王东迁到周室灭亡的历史称为东周史（前770—前249年），并把周室既灭到秦统一前的28年加上去，积549年，分为前后两段，前面一段是春秋史（前770—前476年），后面一段是战国史（前475—前221年）。
怎样以出土发现的物质资料来展现这段历史，又从思想史的高度来思考这段历史，无疑是个有趣的话题。
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首先，这段历史，特点是国土分裂。孔子不满其当代政治，首先是这一点。
司马迁作《史记》，涉及这段历史，他有两个年表，一个是《十二诸侯年表》，一个是《六国年表》。《十二诸侯年表》本之《春秋》，名为十二诸侯，列出的国家却是十四个，它是以周、鲁的纪年为经，而以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二国的纪年为纬。《六国年表》本之《秦纪》，名为六国，列出的国家却是八个，它是以周、秦的纪年为经，而以魏、韩、赵、楚、燕、齐六国的纪年为纬。这些国家，不仅有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为证，也有出土文字材料为证[当然，表中没有列入的国家还有很多，如从陕西东迁的虞、芮、虢，滹沱河流域的鲜虞—中山，淮水流域的南淮夷（如江、黄、徐、钟离），山东半岛的泗上诸侯（如薛、莒、邾、滕），以及僻处江汉的邓、曾、鄂]。当时，器物也好，铭文也好，各国有各国的特点，只有经过分国研究，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东周列国的兴衰，大体分三步走：
第一，周室东迁，晋、郑是依，晋、郑地位最高。秦襄公护送平王有大功，秦亦因此而崛起。当时，郑、虢是王朝的左右卿士，郑、虢争政，是乱之所起。乱子是从王畿的内部闹起，逐渐扩大到周围的诸侯国。
第二，齐、鲁、晋、卫、燕是周初封建的五大诸侯，但春秋晚期，鲁、卫衰落，北方大国是晋、齐、燕，南方大国是楚、吴、越。南北对抗，主要是晋楚之争。孔子周游列国经过的曹、卫、宋、郑、陈、蔡都已沦为小国。
第三，战国时期，很多小国还在，有些甚至延续到很晚，但战国晚期，最后剩下的大国只有七个，齐在东，楚在南，秦在西，燕在北，三晋（韩、赵、魏）居中。秦灭六国，先灭周，次灭三晋，后灭楚、燕、齐。
孔子做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大一统，但再造中国统一的却是秦始皇。
礼坏乐崩，上下陵替
这是孔子批评的另一现象。考古学家讲这一现象，常以东周时期的用鼎制度为例，而东周时期又主要以楚国的用鼎制度为例。所谓“僭越”，主要指东周时期诸侯卿大夫随葬铜鼎的鼎数超越了身份等级。
这个问题很复杂，恐怕应做进一步探讨（李零《楚鼎图说》，收入拙作《入山与出塞》）。
首先，现已发现的楚鼎多出自墓葬，未必与礼书记载庙堂祭祀的用鼎制度完全相同。这些鼎至少可以区分为五种：
1.无盖大鼎，一般只出一件或两件，自名“鑐”（这个字应如何隶定和释读，目前仍有争论），用以盛放“胖”，即半扇牛肉或猪肉，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规格最高。
2.平底大鼎，一般为列鼎，往往撇耳束腰，饰垂鳞纹（这种鼎仍带有西周中期垂腹鼎的某些特点。同一时期的秦鼎也有这种古风），有些还带盖，自名“登鼎”（登字或加皿旁）或“升”（带鼎旁），用以盛放“牲牢”，即牛、羊、豕、鸡、鱼、腊等成套的牲肉，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规格次之。
3.矮足中鼎，一般为列鼎，深圜腹，矮蹄足，捉手盖，自名“繁”“盂”“石也”，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带有过渡性，规格又次之。
4.高足中鼎，一般为列鼎，可能从前者分化，特点是有细长的足，自名“鐈”，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春秋晚期，多圜腹撇足，战国时期，腹变盒状，足变直立，规格又次之。
5.高足小鼎，一般为列鼎，特点是腹作圆盒状，三足直立，应即从前者分化，规格最低。通常所说的楚鼎主要是这一种。
上述五种鼎，第二种鼎确实是升鼎，但第一种鼎未必是镬鼎（以镬自名的鼎目前只有哀成叔鼎。哀成叔鼎是一件小鼎），后面三种鼎恐怕也不是羞鼎。镬鼎是烹牲的鼎，升鼎是载牲的鼎（礼书也叫牢鼎），镬鼎烹牲，牢鼎载牲，一一相对，都是列鼎。羞鼎是盛庶羞的鼎，庶羞指肉、菜搭配调和五味的美食，即各种羹。这种鼎的出现可能要晚一些。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鼎，根据遣册，就是盛羹的鼎。
我理解，当时的礼乐制度是从最高一级逐步递减。规格最高的墓葬，几乎全用铜器，器种最全，器形最大，纹饰最精美，但卿大夫和各级官员的随葬品，往往用仿铜陶器代替按礼制规定不能使用的贵重器物。这种用仿铜陶器“过把瘾”的组合才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
我们讨论“僭越”，恐怕要从器物组合的总体着眼。
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
19世纪，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 1788—1865）创石器、铜器、铁器三期论，初衷是为博物馆的展陈服务，后来被广泛用于考古分期。这种分期只是粗线条。不仅三种材质有交叉，而且三种之外，还有其他材质。
春秋战国，出土器物，材质极为多样，陶器、石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丝织品都很流行，器物组合异常复杂。
过去，中国史学界讨论古史分期，春秋战国说是把铁器的使用当作标志。学者强调，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时期，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但他们说的铁器时代，其实只是说，铁器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并不等于说，铜器已退出使用，更不等于说，当时只有这一种材质。
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以块范法冶铸的青铜礼器为最大特点，商代西周达到高峰。其传播范围，北至于辽西、内蒙古，南至于广东，西至于甘青，东至于山东半岛。你要问商周文化的传播范围有多大，这是最好的回答。春秋战国，中国的青铜文化仍然灿烂辉煌，但礼器仍以青铜为主。
铁器在中国出现，新疆比内地早。商代已有陨铁刃的青铜兵器（如平谷刘家河和藁城台西的发现），西周也有（如浚县辛村的发现），多属偶然发现。两周之际，开始有块炼铁和块炼渗碳钢，春秋早期开始有铸铁，这才是铁器时代来临的真正标志。但东周铁器主要是作兵器、工具和农具，并未全面代替青铜器，更没有代替青铜礼器。
战国时期，除去青铜器和铁器，还有其他材质的器物。如贵族使用的奢侈品，很多小件器物和饰件，或用金，或用银，或用玉，多有发现。
金器和银器，最初多发现于边地，而不是中原。早期发现，多为发笄、耳环、臂钏、腰带一类小件饰品，以及马车和器物的表面装饰，很少用作容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中原各国开始出现金容器（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杯、金盏和绍兴陂塘306号墓出土的金）。银容器（出土发现多为小银匜）的出现可能晚一些，恐怕要到战国中晚期。
另外，战国时期，漆木器和丝织品的发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较前有明显的提高，也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
工艺发展的特点
春秋铜器，早期继承西周，无论器种，还是造型、纹饰，都与西周晚期相似。器物组合以鼎、簋、壶、瑚（旧称簠）、盘、匜为主，纹饰流行窃曲纹、重环纹和波带纹（据大河口出土器铭应正名为“宝山纹”），中期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真正出现大变化，还是春秋晚期。春秋晚期，随着晋、齐、燕在北方崛起，楚、吴、越在南方崛起，许多新器形、新纹饰和新字体开始出现。战国以来，更是另一番天地，各国铜器的独特风格变得更加明显。
这一时期，有许多新现象值得注意：
1.失蜡法：中国青铜器是以块范法为特点，与西方流行的失蜡法形成对照，但春秋战国时期，失蜡法的器物多有发现，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楚王酓审盏、淅川下寺出土的铜禁和盱眙南窑庄出土的陈璋壶就使用了失蜡法。
2.锤揲法：锤揲法也是西方金属工艺的一大特点。中国的金银器，哪些是范铸，哪些是锤揲，因为缺乏检测，很多情况还不大清楚，但战国时期，锤揲法应当已经出现。例如山东临淄西辛大墓出土的裂瓣纹银豆，其盒体部分就是锤揲而成。
3.鎏金银：战国时期很流行。这种工艺，古人叫金涂、银涂、金银涂，明清才叫鎏金银。
4.错金银：战国时期很流行。这种工艺包括若干工序，如铸刻凹槽，嵌金银片或金银丝，然后锉平。错红铜和错黑漆属于类似工艺。
5.鋄金银：马家塬西戎墓地是近年的重大考古发现，很多车马器，装饰极为华丽，不仅使用鎏金银、错金银（我怀疑，秦国的错金银器和洛阳金村的错金银器可能是受西戎工艺影响），而且使用鋄金银。所谓鋄金银，是以金箔片或银箔片贴在铜器或铁器上，往往为动物图像。
6.镶嵌宝石：商周时期，中国工艺有镶嵌绿松石的传统，没有镶嵌宝石的传统。镶嵌宝石是西方的传统工艺。这种工艺是从战国时期才流行于中国。
7.线刻工艺。春秋战国以来，细线錾刻的纹饰也开始流行。
8.却置器盖和双合器的流行。却置器盖是从商周方鼎发展而来，最先用于盨，后来推广于各种器类，有矩形纽、环形纽和兽纽等多种。盨是典型的西周双合器（出现于西周中期偏晚，流行于西周晚期，春秋时期罕见），瑚是典型的春秋双合器（出现于西周晚期，战国晚期仍有），敦是典型的战国双合器。
战国铜器，纹饰两极分化，一方面细密繁缛，一方面素无纹饰。前者不仅包括通常所谓的蟠虺纹、蟠螭纹和各种几何纹，也包括细密画式的狩猎纹、燕乐纹和攻战纹。
文字发展的特点
中国传统，最重文字。史官文化特别发达，书写系统特别强大，因此有数千年不曾间断的历史记录，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世界各国，罕有其匹。
中国文字分两大类，日用文字是写在简帛类的软材料上，纪念文字是铸刻在金石类的硬材料上。前者易朽，保存不易，以往发现比较少。研究古文字，过去是靠甲骨金文，以及陶文、玺印文和石刻文字等零星材料。
东周甲骨，目前有一些发现，数量很少，没有文字。但东周金文却数量可观，与商代西周相比，有其独特之处。
商代铜器往往没有铭文或只有短铭，短铭多为以地为氏和以官为氏的族氏徽号，外加日名。
西周铜器多为家族铜器，铭文变长，或记祭祀祖考，或记媵女嫁妹，或记官爵册命，或记军功受赏，或记土田交易，或记诉讼获胜，皆与家族荣誉有关。
春秋铜器，特点是喜欢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这种铭文的流行，恰好说明，世族分衍，血缘稀释，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祖先越来越远，古代的族姓制度正日益解体，姓氏合一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战国铜器，刻铭增多，铸铭减少，开始出现物勒工名的现象。物勒工名，不是现代的发明注册，而是体现三级监造的工官制度。很多铜器都是由官方监造，陈放或收藏在宫庙、府库和衙署，而不再是西周时期的家族铜器。
简帛古书，历史上有多次发现，对古代学术有巨大影响。但爆炸式的大发现，离我们很近，主要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大批战国古书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先秦诸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楚简《老子》
战国文字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它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为文字分国。王国维写过一篇短文，《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卷七，1—2页，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东西二系。秦国文字直接继承西周，属于西系；六国文字是西周文字的变种，甚至保留了一些更古老的写法。
20世纪，商代甲骨文的破译是靠宋以来的金石学，宋代破译商周金文是靠汉代的古文之学，汉代古文之学所谓的古文是简帛文字。现代简帛学的兴起，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
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有个著名说法，“轴心时代”（Axial Period）。他说，公元前800—前200年，特别是公元前600—前300年，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出了一批“圣人”，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宗教先知，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释迦摩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恰好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雅斯贝斯把这一时代看作人类思想的关键性突破，他更强调的是宗教性突破，但中国的先秦诸子对宗教的关心却相当有限，特别是孔子，更是一位“不语怪神，罕言性命”，非常理性，非常热衷现实政治的人。
春秋晚期，中国出了个孔子，随后又有墨子、老子、庄子等一批思想家出现，后人称之为“百家争鸣”。搞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人喜欢说，这是中国的“轴心时代”，知识分子的春天，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认为。
首先，当时的执政者就很不满意，觉得混乱，不能定黑白于一尊。
其次，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很不满意，觉得其他派别挡了自己的道。
更何况，这是个率兽食人、杀人盈野的时代，当时的老百姓更不会说，这是什么黄金时代。
当时，大家没有共识，唯一的共识是“天下无道”。正是因为“天下无道”，大家才各讲各的道。《庄子·天下篇》不是讲了吗？“道术将为天下裂”。秦汉时代，人们也把春秋战国视为乱世。
乱世出思想，但没人喜欢生活在乱世。
东方既白：中国的第一次启蒙
尽管春秋战国是个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却空前繁荣。《三国演义》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开大合是在这一时期，思想空前活跃，自在情理之中。
研究中国思想史，谁都绕不开先秦诸子。所谓先秦诸子，其实就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一部中国思想史从何说起，毫无疑问要追溯到这个时代。
研究先秦诸子，以现在的水准而言，恐怕离不开简帛古书。简帛古书，目前所见，最早的材料正是属于这一时期。我们以当时的材料研究当时的思想，如与古人面对面，这是何等幸运。
先秦诸子对中国精神影响之大，无论怎么估价都并不过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启蒙。
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摆脱中世纪宗教大一统，从教会专制统治下获得解放的运动，英文作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这个词有双重含义，既包含投射光明，照亮黑暗的意思，也包含启迪民智，让他们从糊涂人变成明白人的意思。
中国传统，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只取经，不传教，整个文化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我们不需要通过文艺复兴，就能接续我们的“希腊—罗马”。我们也不需要宗教改革，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宗教大一统。这一传统的形成是个酝酿很久，非常复杂的过程，原因很多，不再详说，但至少有一点不能忽略，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所有古代思想家能够想到的问题，该说的他们都已说到，并为后来的探讨留下了足够的余地。
4. 时尚的文化动因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因素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流通与消费的发展，形成了广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消费的发展是影响广告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由此引起的消费观念、结构的变化
消费者受教育水平、艺术欣赏水平，亦即消费者素质的不断提高
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是影响现代广告发展的重要因素
广告最主要承担者——企业的数量和类型的发展
企业科学管理水平提高，对广告的管理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使广告真正成为有计划的、按照科学程序进行管理的对象之一，真正重视广告投入产出的效果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影响广告发展的重要因素
促进了商品生产、流通以及消费的发展
促进了广告媒体的发明和发展
丰富了广告表现
为现代广告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它因素
商业的发展
国家对广告的宏观管理
交通工具的发展
广告经营业的发展
5. 时尚是一种文化
所谓“潮流时尚”就是最为随时的风尚和最新的发展趋势。“时尚”就是当时的风尚，如时尚服饰；“潮流”就是比喻社会变动或发展的趋势，如历史潮流。
“时尚”应该是包含文化、潮流和前卫这三个概念的。 我认为要想把自己装扮得“另类”，与众不同，就要认清自我，了解自己的性格、类型等，而不是一味地去追求与自己不符的东西，这样反倒会事倍功半，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甚至俗不可耐的感觉。
6. 关于时尚流行文化的问题
酒吧文化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当今社会逛酒吧成为了一种时尚。甚至有人沉迷于酒吧。从乡镇到大都市，酒吧把人们分成了很多档次。各种类型的人员都往酒吧里专。所以酒吧被很多人认为，那是不健康的地方。
由于有些地方坚管不力，导致一些酒吧成为了违法乱纪的场所。
我认为酒吧是一个理想的娱乐场所。人们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得到释放。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酒吧的作用存在误区。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素质相对较高。酒吧的秩序也就相对较好。
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素质相对较低。当然高山有富贵，平地有穷人。在那个地方都不缺乏暴发户。有的人生活条件改善了，忘记了当初的饥寒交迫。在酒吧里很多人其实是为了刷存在感。丑态百出的也大有人在，总之错综复杂的酒吧氛围。让很多理性思维的人望而却步。酒吧文化可能与社会文明程度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