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魏晋时期酒的诗
1.《饮酒 十一》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
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2.《饮酒 十二》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
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
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
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
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
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3.《饮酒 十三》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
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
4.《饮酒 十四》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5.《饮酒 十五》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
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
6.《饮酒 十六》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
7.《饮酒 十七》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
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
觉悟当念迁，鸟尽废良弓。
8.《饮酒 十八》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
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
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
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
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
9.《饮酒 十九》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
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10.《饮酒 二十》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2. 魏晋 酒
剑南春产于四川绵竹。是唐代时人们以“春”名酒，绵竹又位于剑山之南，故名“剑南春”。这里酿酒已有1000 多年历史，早在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剑南道烧春之名，据唐人所 著书中记载：“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剑南之烧春”就是绵竹产 的名酒。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青年时代曾在绵竹“解貂赎酒”。从此，绵竹酒就以“土 解金貂，价重洛阳”来形容自己的身价。宋代大诗人苏轼作《蜜酒歌》，诗前有引：“西 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力，作此歌以遗之。”杨世昌是当时绵竹 武都山的道士。由此足见唐宋两代，绵竹的酒已是醇酽美酒。剑南春酒的前身绵竹大 曲创始于清朝康熙年间，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最早开办的酒坊叫“朱天益酢坊”， 业主姓朱，名煜，陕西三原县人，酿酒匠出身。当初，他发现绵竹水好，便迁居到此， 开办酒坊。后来，又有白、杨、赵三家大曲酒作坊相继开业。据说，这四家都是采取陕西略阳的配方酿造大曲酒。据《绵竹县志》记载：“大曲酒，邑特产，味醇香，色泽 白，状若清露。”清代文学家李调元在《函海》中写道：“绵竹清露大曲酒是也，夏清 暑，冬御寒，能止吐泻，除湿及山岚瘴气。”清末已发展到十七家。1958年，绵竹大 曲酒改名“剑南春”。 品种：剑南春酒酒度分六十度、五十二度两种。 剑南春酒属浓香型白酒，芳香浓郁，醇和甘甜，清冽净爽，余香悠长，具有独特的“曲 酒香味”。 成份：绵竹剑南春酒以红高梁、大米、小麦、糯米、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用优质小麦制大 曲为糖化发酵剂。采取“红糟盖顶、低温入池，双轮底增香发酵，回沙回酒，去头截尾，分段接酒”等 酿造工艺，经过长期贮存，细心勾兑调味而成。 1922年，绵竹剑南春在四川省第七次劝业会上获一等奖；1928年，在四川省国货展览会上，又获奖章和奖状。自此，它声誉日增，誉满全国。
3. 魏晋时期的酒器
我国古代关于酒器的称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酒器的制作技术，材料，酒器的外型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故产生了种类繁多，今人目不暇接的酒器。按酒器的材料可分为： 天然材料酒器（木，竹制品，兽角，海螺，葫菇）、陶制酒器、青铜制酒器、漆制酒器、瓷制酒器、玉器，水晶制品、金银酒器、锡制酒器、景泰蓝酒器、玻璃酒器、铝制罐、不锈钢饮酒器、袋装塑料软包装，纸包装容器。 明代金壶 宋代银壶 唐代金杯 唐代银杯 彝族五嘴救护酒壶 玉合杯 一、远古时代的酒器 远古时期的人们，茹毛饮血，火的使用，使人们结束了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农业的兴起，人们不仅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随时还可以用谷物作酿酒原料酿酒。陶器的出现，人们开始有了炊具；从炊具开始，又分化出了专门的饮酒器具。究竟最早的专用酒具起源于何时，还很难定论。因为在古代，一器多用应是很普遍的。远古时期的酒，是未经过滤的酒醪（这种酒醪在现在仍很流行），呈糊状和半流质，对于这种酒，就不适于饮用，而是食用。故食用的酒具应是一般的食具，如碗，钵等大口器皿。远古时代的酒器制作材料主要是陶器、角器、竹木制品等。 早在公元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形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如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陶器。 (1)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器也能使人联想到在商代时期的酒具应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渊源。 (2)酿酒业的发展，饮酒者身份的高贵等原因，使酒具从一般的饮食器具中分化出来成为可能。酒具质量的好坏，往往成为饮酒者身份高低的象征之一。专职的酒具制作者也就应运而生。在现今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时期。 (3)的一个墓穴中，曾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酿酒器具和饮酒器具)，据考古人员的分析，死者生前可能是一个专职的酒具制作者。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尤以龙山文化时期为代表，酒器的类型增加，用途明确，与后世的酒器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些酒器有：罐、瓮、盂、碗、杯等。酒杯的种类繁多，有：平底杯、圈足杯、高圈足杯、高柄杯、斜壁杯、曲腹杯、觚形杯等。 二、商周的青铜酒器 在商代，由于酿酒业的发达，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中国的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的职业中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周代饮酒风气虽然不如商代，但酒器基本上还沿袭了商代的风格。在周代，也有专门制作酒具的"梓人"。 青铜器起于夏，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铜制酒器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青铜器在商周达到鼎盛，春秋没落，商周的酒器的用途基本上是专一的。据<<殷周青铜器通论>>，商周的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此外还有礼器。形制丰富，变化多样。但也有基本组合，其基本组合主要是爵与觚，或者再加上jia，同一形制，其外形、风格也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烙印。 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很多，主要有以下一些： 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 每一种酒器又有许多式样，有普通型，有取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 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如《礼记·礼器》篇明文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 温酒器，饮酒前用于将酒加热，配以杓，便于取酒。温酒器有的称为樽，汉代流行。 湖北随州曾候乙墓中的铜鉴，可置冰贮酒，故又称为冰鉴。 三、汉代的漆制酒器 商周以降，青铜酒器逐渐衰落，秦汉之际，在中国的南方，漆制酒具流行。漆器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主要类型。 漆制酒具，其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１１座秦墓中，出土了漆耳杯１１４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出土了耳杯９０件。 汉代，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樽入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 魏晋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具变得较为瘦长。 四、瓷制酒器 瓷器大致出现于东汉前后，与陶器相比，不管是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陶器。唐代的酒杯形体比过去的要小得多，故有人认为唐代出现了蒸馏酒。唐代出现了桌子，也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人称为“偏提”，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即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宋代是陶瓷生产鼎盛时期，有不少精美的酒器。宋代人喜欢将黄酒温热后饮用。故发明了注子和注碗配套组合。使用时，将盛有酒的注子置于注碗中，往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瓷制酒器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瓷制品酒器以青花，斗彩，祭红酒器最有特色，清代瓷制酒器具有清代特色的有法琅彩，素三彩，青花玲珑瓷及各种仿古瓷。 五、其它酒器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些独特材料或独特造型的酒器，虽然不很普及，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器。 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后，锡制温酒器广为使用。主要为温酒器。 夜光杯：唐代诗人王翰有一句名诗曰：“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为玉石所制的酒杯，现代已仿制成功。 倒流壶：在陕西省博物馆有一件北宋耀州窑出品的倒流瓷壶。壶高１９ｃｍ，腹径１４.３ｃｍ，它的壶盖是虚设的，不能打开。在壶底中央有一小孔，壶底向上，酒从小孔注入。小孔与中心隔水管相通，而中心隔水管上孔高于最高酒面，当正置酒壶时，下孔不漏酒。壶嘴下也是隔水管，入酒时酒可不溢出。设计颇为巧妙。 鸳鸯转香壶：宋朝皇宫中所使用的壶。它能在一壶中倒出两种酒来。 九龙公道杯：产于宋代，上面是一只杯，杯中有一条雕刻而成的昂首向上的龙，酒具上绘有八条龙，故称九龙杯。下面是一块圆盘和空心的底座，斟酒时，如适度，滴酒不漏，如超过一定的限量，酒就会通过“龙身”的虹吸作用，将酒全部吸入底座，故称公道杯。 渎山大玉海:专门用于贮存酒的玉瓮，用整块杂色墨玉琢成，周长5米，四周雕有出没于波涛之中的海龙，海兽，形象生动，气势磅礴，重达3500公斤，可贮酒30石。据传这口大玉瓮是元始祖忽必烈在至元二年(公元1256年)从外地运来，置在琼华岛上，用来盛酒，宴赏功臣，现保存在北京北海公园前团城。
4. 魏晋时期最流行的酒令是什么
八匹马”的历史典故非常久远，在古代，马不仅是座驾，也是身份、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实力养马和骑马。古代贵族对马情有独钟，有诗曰：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
《穆天子传》里记载，周穆王的马车非常豪华，是由八匹骏马来拉车，这八匹马根据毛色而命名，分别是赤骥、白义、渠黄、盗骊、逾轮、山子、绿耳、骅骝，当这辆马车出现，就像今天有一辆超级豪车出现一样引人注目。
“满堂红”本是一种紫薇属的红花，花朵红艳喜庆，俗称“百日红”，在我国有非常久远的栽培历史。后来，经过文人的宣扬，“满堂红”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含有十全十美的意思，是指各方面都很优秀，都能取得好成绩，也指处处兴旺发达，事事如意吉祥。
“满堂红”出自《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里：红纸牌儿在当中，点着几对满堂红，我家公波又未死，如何点盏随身灯？
“行酒令”从西周到现在，在我国流行了近3000年，不同时期的人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春秋战国时期，流行“投壶”，在酒桌几米远的距离放置一个铜壶，喝酒的人轮流向壶中投掷小木棍或小石子，一轮下来，没有投进的人，要被罚酒一杯。
魏晋时期的文人非常喜欢“曲水流觞”，这是一种典型的雅令。聚会的人围坐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旁，将酒壶和酒杯放置在盘子上，让其顺流而下，盘子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作诗，如果做不出，就要自罚一杯酒。
“书圣”王羲之在创作《兰亭集序》时，正好记录了他跟一帮好友在兰亭玩曲水流觞的场景，向人们展示了这个游戏浓浓的雅兴。
酒令中的雅令适合多人聚在一起玩才有意思，如果是五人以下，甚至是两人对饮，划拳更合适一些。
划拳在古代的老百姓中间也非常流行，比如，流行于汉代的“藏钩”和“射覆”，盛行于唐朝的“打令”，流行于明清时期的“拇战”和“豁拳”，等等，都是古人非常爱玩的酒令游戏，其玩法跟现代人玩的划拳、猜数、摇色子等游戏大同小异。
5. 魏晋时期的酒具
《世说新语》是刘宋王朝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纂的记录东汉末年到南朝晋宋时期名士贵族等的言行轶事的笔记小说集，以生动丰富的内容、简洁幽默的文风展示了魏晋时期名士们的审美趣味和独特风尚，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是研究魏晋风度的绝佳资
《世说新语·栖逸》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意思是，山涛将要离开吏部的时候，想举荐嵇康，而嵇康却写了一封信和山涛绝交。这封绝交信，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从嵇康不愿出仕做官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对司马氏拒不合作的态度，这既是一种“任性”，更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和对当权政治的不妥协的抗争态度。《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另一段文字：“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大概意思是，姓阮的这一家族的人很能喝酒，阮咸来参加同族的聚会，不用平常的酒杯，而改用大瓮喝酒，围坐在一起痛饮一番。这时一群猪也过来喝酒，他们只把上层的舀掉，一起接着喝。大瓮喝酒，这是何等的肆意！与猪共饮，这是何等的狂狷！阮家人用行动诠释了“礼岂为我辈设也”，这种蔑视礼法的任意行为，令人惊叹和咋舌。
6. 魏晋时期最流行的酒令有哪些
“古代诗人非得饮酒才会作诗吗？”
此一问涉及三个主体：诗人、诗、酒。有此一问，首先便已经明确了诗与酒是有关系的，而且是关系匪浅。
谈诗人、诗、酒的关系，说到底，探寻的是中国诗文化与酒文化的关系。
中国的诗文化、酒文化历史悠久，单论哪一个，都可以大书特书。而在中国文化中，诗与酒两个不同属性之物的相遇，别开生面的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所独有的诗酒文化。
诗酒文化中，诗与酒的关系，就像一对久经岁月、亲密无间的夫妻。这段感情，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相识相知、相亲相爱，再到水乳交融的过程。
诗与酒的相识——《诗经》
诗与酒的相识应当是源于《诗经》，《诗经》作为古诗有据可查的源头，其中便包含许多的诗酒内容。
酒在诞生伊始，便作为一种祭祀用品使用。诗与酒的初见，便是古中国祭祀文化做的媒。《诗经》作为记载周朝社会生活面貌的一本诗集，第一次认识了以祭祀品出现的“酒”。
由此可见，诗与酒的相识，源自古中国农耕时代的祭祀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周朝盛行的宴饮习俗，是诗与酒相识的又一原因。
宗法制是周朝的核心制度，宗族之间的宴饮习俗是维系宗法制的一种重要手段。“酒”在其祭祀作用之后，也因此被赋予了第二种功能，即宴饮中的助兴作用。
《小雅·鱼藻》中记载：王在在镐，豈乐饮酒。
《国风·郑风》中记载：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这都表明：“酒”用于席间助兴的意图显露无疑。而“诗”最早是以诗乐的形式出现，本身就是宴饮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吟或诵，同样是有助兴的作用。
所以，因为宴饮的需要，“酒”与“诗”找到了彼此的第一个共同点——助兴。只是在这个阶段，“酒”也好，“诗”也罢，都还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只存在于贵族阶层，广泛的谈“饮酒作诗”还为时尚早。
诗与酒的相知——乐府诗
诗与酒经过先秦时期的相识，于秦汉时期，诗与酒更加的密不可分，得以相知。
这一方面源于酿酒技艺的进步、成熟，以及饮酒文化广泛的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诗也由早期的歌集《诗经》的形式，在得到官方的推行之后，进一步演变为乐府诗。酒文化、诗文化各自独立的发展、进步，使得酒文化与诗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交融，得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催生了中国文化中所独有的诗酒文化的诞生。
“乐府”顾名思义，乃是官方的音乐机关，类似于如今的皇家乐队 。以音乐机构的官方名称命名诗体，可见“诗”在这一时期，一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二是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广。
乐府诗将“诗”助兴的功用推行到极致，辅以乐器，成立机关，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收集民谣以入诗，“诗”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西汉才女卓文君《白头吟》诗云：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
东汉名仕孔融诗云：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这都表明，在秦汉时期，“酒”已经成为各种宴饮集会不可或缺之物，引“酒”入诗已成为必然的文化趋势。
西汉文人邹阳好酒，更是做《酒赋》以诵酒，文中记载：
准确的反映了两汉时期，饮酒习俗的大众化，酒不再成为士族阶层的专属消费品，这为诗酒文化的发展奠定的民众基础。
诗与酒的相亲相爱——魏晋风骨
魏晋时期，诗体在形式上承袭了秦汉的乐府诗，但在内容、风格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和进步，世称魏晋风骨。
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形态，崛起的士卒集团，开放的文化思潮，都促进了诗酒文化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魏晋风骨也称建安风骨，其中以曹氏父子为代表人物。曹操千古名篇《短歌行》中，开篇即引酒入诗：
在曹操的诗中，“酒”作为古诗的一种意象，正式被广泛的引入到古诗中来。诗中所写：
更是以酒名“杜康”入诗，以排遣诗人心中郁结之情。
由曹操的《短歌行》一诗可以看出，“酒”不再单纯的作为一种写作素材出现，而被赋予了丰富的感情，诗人寓情于“酒”，借“酒”抒情，此处，诗即酒，酒即诗。
此后，“酒”作为解忧之物，频繁的出现于诗人笔下，酒的解忧功用，是诗酒文化得以繁盛，并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成因。
当“酒”以古诗的一种意象出现，这在诗酒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诗与酒这对恋人，开始相亲相爱，你侬我侬。
魏晋时期，曹操之后，酒作为古诗意象，开始大量出现在诗人的作品中。
西晋诗人陆机赋诗《饮酒乐》：
以酒宴盛景的写实描绘，不着一个“乐”字，却能使人于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的欢乐。诗中，酒成为了诗人快乐的载体。
晋末田园诗的开山鼻祖陶渊明，以酒为题，开创性的独创一组饮酒诗，共二十首，开饮酒诗先河。
陶渊明二十首饮酒组诗，其中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歌颂静谧田园生活的诗句，也有“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这样抨击时局的愤然之作，也有“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的人文歌颂。
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将诗与酒融汇，开创了诗酒文化的一种独特意境，丰富了诗酒文化的内容与情感。
陶渊明《饮酒诗序》中所云：
这不单单是陶渊明个人的诗酒生活写照，更成为后世文人、诗人诗酒生活的真实写照。
诗与酒的水乳交融——唐诗
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古诗在建安风骨的基础上，发展到隋唐，于形式、内容上更丰富多彩，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景，真正意义上成为诗的巅峰盛世，诞生了至今都为人耳熟能详的唐诗。
唐诗，特指创作于隋唐时期的诗，在古诗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其影响之大、意义自深远、价值之丰富，在中国文化中都是不可多得的，堪称中华文化之瑰宝。
这一时期，诗与酒达到水乳交融的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饮酒赋诗”蔚然成风，毫不夸张的讲，是诗酒文化催生了唐诗的盛景。
唐诗的形式多种多样，在诗体上有五言诗、七言诗的划分，也有绝句、律诗的区分。以其题材的多样性，更有山水田园诗、边塞诗、浪漫派、写实派等更细腻的划分。可无论何种划分、何种流派？“酒”是其共有的元素，是唐诗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孟浩然《过故人庄》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闲趣，边塞诗人岑参有“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沙场豪迈，诗圣杜甫更有“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伤怀。
当然，说唐诗、说酒，决不能不提既是诗圣，亦有酒圣之称的李白。酒助诗性、诗借酒意，李白的饮酒诗，千古无二。
读“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品的是李白的旷达与豪迈；读“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品是李白的寂寥与孤独；读“借酒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品的是李白更古难消的忧愁；读“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品的是李白依依不舍的友情。
诗酒风流，李白独占八斗，绝非虚言。杜甫作《饮中八仙歌》，诗云：
堪称对李白诗酒之能的最佳赞誉，诗仙李白以酒佐诗，后世文人以李白之诗文佐酒，相得益彰。
唐代，以其数不胜数的诗人，及不胜枚举的诗篇佳作，创造了唐诗的辉煌。而唐诗中的诗酒风流，更为唐诗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唐代，大概找不到一个不会喝酒的诗人，大概也找不到一个不会作饮酒诗的诗人。有“诗鬼”之称的鬼才李贺，也有“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天马行空的想象，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同样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佳句流传千古。
在唐代，酒和诗人的关系，通俗的讲就像醋和山西人、辣椒和四川人的关系一般，一句话：离不开。“饮酒”俨然已经成为“诗人”的一种生活习性，“酒”已经成为唐诗的一个标签。
“诗”与“酒”，本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经过长达千年的交汇、融合，终于在唐代融汇在一起，不分彼此。
唐之后的两宋，古诗主要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创了另一文体“宋词”的盛景。但在内容上，宋词承袭了唐诗的丰富题材，诗酒文化依然盛行，只是”诗酒”换了一种表现形式，成为了“词酒”。
诗与酒的不解之缘，在诗酒文化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于内容、形式、感情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饮酒诗在古诗的正式分类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而存在。不过，有趣的是，自陶渊明以酒为题，做饮酒诗二十首开始，饮酒诗作为一种通俗意义上的叫法，一直存在。
今天，如果将以酒为题、素材、意象的古诗抽离出来，划到饮酒诗之列。那饮酒诗以其时间跨度之大、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多，将成为可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又一种类，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所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诗人，都将是饮酒诗的代言人。
李白如果不饮酒，那李白作品的成色起码得打个对折，古代诗人不饮酒，那古诗的魅力也得打个对折。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所言非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