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白居易的诗有什么风格特点?
白居易诗的特点和风格是：
1、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
2、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如在塑造卖炭翁时，他只用“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句，一个活脱脱的苍桑老炭翁形象便跃然而出。白居易的讽谕诗多为叙事诗，在叙事时，他常要发议论，评价所述之事，以显其志。
3、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是白居易讽谕诗的又一特色，白居易的语言通俗平易，这是与他平易浅切、明畅通俗的诗风紧密相联系的.。
4、白诗文字浅显，很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还特别喜欢提炼民间口语、俗语入诗
2. 白居易的诗歌风格特色
李白与杜甫并称中国诗歌双子星。
李白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是继屈原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的诗才华横溢，想象奇特，善用夸张；
杜甫曾这样评价李白“笔落惊风处，诗成泣鬼神”
李白自己也曾在自己的诗作中言明“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总体而言，李白的诗直抒胸臆，一气呵成，有一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读其诗则有内心激荡不已，感叹其人之天纵奇才。
杜甫是现实主义伟大的诗人，是传统诗的集大成者。
诗到唐代诸体皆备，杜甫的七言律诗是格律诗的顶峰。
杜甫的人生经历坎坷，这造就了杜甫在气质方面不同于李白的豪放和随性，杜甫的个性显得更加克制，忍耐。李杜一样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杜甫有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杜甫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对国家对人民的苦难都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所以杜诗有一种史诗的气度和广度，三吏三别即是其中的代表。
传统认为李诗飘逸杜诗沉郁。从诗这种文体的发展而言，杜甫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诗到了中唐，已经不复盛唐时期豪迈自由的气脉，一来国运衰退，二来前辈取得的成就着实太高。但是白居易另辟蹊径，提出“文章合为事而著”。将诗的叙事传统加以充分的发展，这其中尤以《长恨歌》为代表。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比较，我认为白居易的叙事性，故事性，完整性得到了更好的提现。当然白居易的诗追求平易，像稍后的李贺李商隐想象诡秘，用意隐晦，我认为白居易的诗有一种古文运动先导的作用，可谓是在内容上有创新，回到生活中，回到现实中，我认为这是白居易的贡献。
3. 白居易的诗具有什么风格
白居易的创作风格，主要从他的诗歌主张来看，他注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
注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 白诗文字浅显，很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 民间口语、俗语入诗
4. 白居易的诗及其风格
刘禹锡性格豪爽倔强，他的诗歌风格也是清新俊朗，刚毅奔放，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他这方面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就是《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后来续写的《再游玄都观》等。
刘禹锡是二王刘柳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他辅佐唐顺宗李诵，推行永贞革新。因改革触及各方的利益，受到打压迫害。革新运动失败后贬谪到远方州县，十年后才被召回。
《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上面这首诗就是他从朗州召回京城后游览玄都观时所写。他借此诗讽刺抨击朝廷里新起来的当权者，这些新贵又将他和柳宗元等再次贬谪到偏远地区。
又过了十三年，刘禹锡才被召回京城。他看到朝廷里那些官僚大多都不在了，回想自己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感慨万千。于是借重游玄都观，又写了一首诗。
《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意思是，你们这些当权者死的死散的散，我刘禹锡命大，贬谪二十三年又回来了。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刘禹锡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和诗歌的锐气锋芒。
但是我们要说，刘禹锡还写了不少的山水田园诗，他像陶渊明和王维一样，也有厌恶官场、回归自然的一面。这种现象我们还可以从他的散文《陋室铭》上看出来。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阅金经，调素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
这篇铭文是刘禹锡贬谪安徽和州任通判时写的。他以山水起兴，记叙了自己身处陋室的情趣。陋室里苔藓爬上了台阶，青草也伸进了窗户。
它没有都市里车水马龙和丝竹管弦的嘈杂，更没有文件案牍需要处理。这里远离尘嚣，好像是陶渊明诗歌里的另一个世界，仿佛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5. 白居易的诗的风格和特点
(一)前期——即从入仕到贬江州司马以前。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诗人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他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象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们的心，使得他们“变色”、“扼腕”、“切齿”。
(二)后期——即自贬江州到死。这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某些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这样的诗句。但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在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道思想，这时也就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在这种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也丧失了它的战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