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这个称呼到底源于什么地方历来众说纷纭，要我说，最接近这个词的反而是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摩诃至那/摩诃震旦（Mahacina），摩诃者，大也，至那者，秦也。
虽然缺乏证据，我觉得大秦国这个称呼没准是把从印度那听来的对中国的称呼张冠李戴到了西边去，至于什么“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怕也与此有关，甚至压根就是对着“大秦”这两个字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出来的。
“大秦国”这个称呼，最早始于东汉，见于东汉郭宪的《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东汉乐府诗《羽林郎》。《史记》和《汉书》里是没有的，“大秦国一号犁靬”的说法，来自于曹魏鱼豢《魏略》。《史记》所述的“黎轩”和《汉书》中的“犛靬”是否就是大秦，无法确定，不过很有可能不是。
比起地理上的问题，我更感兴趣的是隋唐以前关于大秦国的记载所反映的古人思想和观念的问题。《魏略》中描述大秦地理时出现的“前世又谬以为弱水在条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谬以为从条支西行二百馀日，近日所入，今从大秦西近日所入。”和“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是源自于《山海经》中的内容，而且明显是和其他地理位置的描述自相矛盾的。
而且此处《魏略》的描述还和我们今日看到的《山海经》中的描述有出入，《山海经·西次三经》中说“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山海经·海内东经》中说“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很明显白玉山在流沙西、大夏东，《魏略》中却把白玉山放在了流沙的东边。
为什么会这样？我怀疑这就跟古人关于“西王母”的观念有关，西王母应该住在极西的地方，随着古人对西方认识的加深，知道西方还有许多国家，于是就把西王母居住的地方不断往西边移，而《山海经》中，白玉山在大夏的东边，于是《魏略》便令人哭笑不得的把大夏、月氏放到了大秦的西边。
《魏略》的这种谬误很明显影响到了后世的其他记载，如《后汉书》“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不过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魏书》中“其海傍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云。”的记载，“东西与渤海相望”怎么就是“自然之理”？那大秦与中国东西相望，在古人看来是不是也是“自然之理”？古人是否曾经持有一种东西对称的世界观？古人对“海西大秦国”的种种臆想，是否和这种东西相望的“自然之理”有关？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在佛典的翻译中使用“大秦”作为यवन（Yavana）的对译，包含《那先比丘经》（不晚于东晋）“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普曜经》（西晋竺法护译）“师问。其六十四书皆何所名。太子答曰。梵书(一)佉留书(二)佛迦罗书(三)安佉书(四)曼佉书(五)安求书(六)大秦书(七)”、《佛本行集经》（隋朝阇那崛多译）“尊者阇梨。教我何书（元少一书）。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正十四音是）。佉卢虱吒书（隋言驴唇）。富沙迦罗仙人说书（隋言莲花）。阿迦罗书（隋言节分）。瞢伽罗书（隋言吉祥）。耶寐（亡毗反）尼书（隋言大秦国书）。”而यवन（Yavana）一般认为是源自于Ἰωνία（Ionia，爱奥尼亚），是印度人对中亚希腊人的称呼，佛家为何选“大秦”来译यवन（Yavana），也是值得人深思的一件事。
此外，唐朝景教寺庙称“大秦寺”，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不是说有“拂菻”就不用“大秦”这个词了，不过这里的“大秦”很有可能是指向叙利亚地区。
说“大秦国”指罗马帝国，也对也不对，说不对，是因为大秦国大多数情况下指的不是意大利半岛，从古籍的地理描述上看指的确实应该是埃及和叙利亚那一带，比如《魏书》提到大秦国都安都城，一般认为安都城指的是安条克。大秦商人自海西而来与安息、天竺贸易，所走海路的起点也应该是在红海西海岸或波斯湾。
说对，是因为埃及和叙利亚确实在当时是属于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隋唐以前中国古人所知的大秦国，是不是只包含埃及和叙利亚这部分，古人是否知道这是一个环地中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是否知道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和欧洲部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隋唐时期的“拂菻”指的是东罗马帝国，尤其是小亚细亚的部分，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罗马帝国时期印度洋的海上贸易》
2.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现在我国哪一朝代
1、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刊刻于大和七年(833年)至开成二年(837年)，原石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现址。共有刻石114块，每石两面刻，计228面，650252字，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等12部儒家经典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2部儒经字样典籍，加上乾隆年间补刻的《孟子》，共计13经。《开成石经》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是中国历史上七次刻经至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被誉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
2、石台孝经
《石台孝经》碑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 745)，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李亨篆额。此碑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唐玄宗李隆基的喜好隶书，师法《曹全》，书风丰腴遒丽，书法工整，字迹清新。人们通常称《石台孝经》碑为西安碑林迎客第一碑。
3、集王圣教序碑
刻于唐咸亨三年(672)，唐代僧人玄奘自西域取回佛经翻译完成后，请求皇帝为所译经文作序。《圣教序》内容即唐太宗所作序文，太子李治作的记和玄奘写的谢表和心经。玄奘的弟子怀仁和尚从宫中所藏王羲之墨迹中集字，历时24年刻成《集王圣教序碑》。传说由于内府墨迹字数有限，朝廷曾悬赏“一字千金”从民间重金征集所缺之字，故此碑又被称为“千金碑”。此碑摹刻精美，纤微克肖，书法“贵越群品，古今莫之”，成为后世学书者临习王体行书的楷模。
4、多宝塔碑
这是颜真卿中青年时期代表作，书风尚在初步定型成熟阶段，其结构平稳严谨、棱角分明，精密腴劲。字口方棱，笔划转锋清晰，起笔落笔明朗。用笔点画圆整，雄秀并厚，飘逸中透浑厚，与晚期的雄浑一脉相承。
5、玄秘塔碑
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展室，由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书写，刻立于唐会昌元年(841年)，碑文记载了唐代高僧大达法师在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受到的礼遇和尊重。柳体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体齐名，字体以骨力劲健见长，瘦硬通神，人称“颜筋柳骨”，民间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
6、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波斯人大秦寺僧景淨撰文， 呂秀巖書。唐建中二年(781)刻立於大秦寺，明代天啟三年(1623)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展室。
3.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释义
又称“世界考古史上四大名碑”，是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埃及罗塞塔碑、摩押碑、阿兹特克授时碑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约旦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太阳历石）并称“世界四大名碑”。
4.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于
中国最早关于圣经的记载，见于唐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东方基督教聂斯托利Nestorius）派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抵达西安传教译经，时称景教。他的说法深得人心，甚至得到了皇上的喜爱。唐朝贞观12年，由唐太宗下令于长安义宁坊修建景教寺庙。建中二年（781），德宗于长安大秦寺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景净传教士撰文，其上记载景教于我国之传播及翻译的情形：
“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於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这是圣经在我国传播的最早证据。
“和合本”，又称“和合译本”，全称“国语和合译本”.是圣经译本中的一种。
1890年,上海宣教士大会议决定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务求做到文笔顺畅而又忠于原文。次年，共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三种不同文体的版本：文理、浅文理、以及国语。全部翻译历时二十七年，其中以《国语和合译本》最受欢迎，成为今日绝大多数教会采用的标准译本。
圣经和合本（简称和合本；或称国语和合本、官话和合本），是今日华语人士最普遍使用的圣经译本。此译本的出版起源自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会中各差会派代表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各自负责翻译《官话和合本》、《浅文理和合译本》及《文理和合译本》。
于1904年，《浅文理和合译本》出版新约。《文理和合译本》于1907年出版新约，于1919年出版旧约。1906年，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完成了新约；1919年，旧约的翻译工作完成。在1919年正式出版时，圣经译本名为《官话和合译本》，从此就成了现今大多数华语教会采用的《和合本圣经》。
5.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现在我国哪一朝代?() A唐朝
亚美尼亚人给予中国“秦那斯坦”的称呼，便是中国这个别致名称的由来，在唐代时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以找到这个名称。
因此，有专家指出，可能在秦朝时期，亚美尼亚就与我国有过来往的历史。中国在古代时期曾经前往印度求取佛经，那时古印度对中国最早的称呼为“震旦”，所以西方国家一直以震旦来称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