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媒体对流行语的误用有哪些
网络用语“梗”意指被反复引用、不断演绎，信息量丰富的桥段或流行语。
有一种观点认为，“梗”是网络世界对相声术语“哏”的误用，但相比“哏”强调伏笔和幽默，“梗”含有语义浓缩之意，这一点与典故、成语更加接近
2. 媒体十大流行语
1、我和我的祖国，2、垃圾分类，3、996，4、区块链，5、硬核。
1、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联合开展的征文征集活动，面向全国征集相关的作品
征文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征集体裁分为文学类、摄影类和短视频类。作品征集结束后，组委会办公室邀请相关艺术门类专家学者分别组成评委会进行评审，并按照不同艺术门类进行奖励。优秀作品将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刊发并结集出版。
2、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英文名为Garbageclassification），一般是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分类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
垃圾在分类储存阶段属于公众的私有品，垃圾经公众分类投放后成为公众所在小区或社区的区域性准公共资源，垃圾分类搬运到垃圾集中点或转运站后成为没有排除性的公共资源。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的。
3、996
996工作制是一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工作制度，指的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1小时（或不到），总计工作10小时以上，并且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
4、区块链
区块链是一个信息技术领域的术语。从本质上讲，它是一个共享数据库，存储于其中的数据或信息，具有“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集体维护”等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区块链技术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础，创造了可靠的“合作”机制，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2021年1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21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区块链”已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
5、硬核
硬核，网络流行词，译自英语“hardcore”，原指一种力量感强、节奏激烈的说唱音乐风格。后来引申指“面向核心受众，有一定难度和欣赏门槛的事物”，如“硬核游戏”（hardcoregame）即指玩起来非常有难度的游戏。近年来，其含义进一步引申，人们常用“硬核”形容“很厉害”“很彪悍”“很刚硬”，如“硬核规定”“硬核妈妈”“硬核玩家”“硬核人生”等等。2021年初，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引发了一场对“硬核科幻”的讨论，“硬核”的热度进一步增高。
2021年12月2日，该词入选《咬文嚼字》2021年十大流行语。2021年12月2日，入选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2021年12月6日，入选“2021年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
3. 2020主流媒体流行语
2021年十大流行语为：建党百年、2020东京奥运会、中国航天、双碳、疫苗接种、双减、北交所、“清朗”行动、疫苗援助、《生物多样性公约》。
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航天好戏连台，“双碳”目标引领高质量发展。北交所的成立有助于中小企业“共同富裕”。“双减”政策助力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清朗”行动为人民群众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在全球抗疫大背景下，我国有序推进疫苗接种，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兑现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延期一年的2020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提出，要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4. 媒体对流行语的误用有哪些呢
全家倾升是一个比喻，意味着整个家庭都为了一个人的目标而努力。这个词源于古代传说中的神话故事，背后有着强烈的家族荣誉感和族群意识。\n解释在古代，家族观念很强，家族的荣誉和利益往往比个人更重要。因此，当一个人取得了成就，除了个人的荣誉外，还有全家庭的荣誉。为此，全家人会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支持这个人的目标。\n现代家庭观念逐渐多元化，但全家倾升的精神在某些家庭仍然得到传承。在某些职业领域，如体育、艺术等方面，家庭支持对于一个人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协作，对于取得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5. 主流媒体失语
2013年1月1日，《焦点访谈》进行了改版，节目形式和节目内容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时至今日，《焦点访谈》改版已一年有余，本文对一年来的节目呈现的新特色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这次改版依然没有解决的老问题。
形式一大步：改版后的新特色
时长增加，形式灵活。新改版的《焦点访谈》时长由原来的13分钟增至18分钟， 这是此次改版最大的变动。时长加长，可使每期节目不只关注一个事件或者话题，而是关注两个乃至多个问题，节目在选题的处理上可以更加灵活自由。而且增加的5分钟时长，对有些需要深入调查的节目，叙事可以更加透彻。
节目形式上也有较大改动。之前的《焦点访谈》由演播室主持人引出话题，接下来是记者的采访和调查的影像，这个过程中基本上不插入演播室的画面，最后以主持人的评论结尾。而改版后的节目，主持人除了在开头结尾出现，还会在节目中间串场，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疑问，发表观点，起到了很好的悬念设置和加强评论的作用。这样的变化有助于减少观众在收看过程中的流失。这也给调查报道类节目一个启示，那就是不可一味地灌输，而要注重和观众的交流，才能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
节目包装焕然一新。此次改版在节目包装上花了很多心思，最醒目的就是时尚大气的片头，用3D效果配以动感十足的音效突显《焦点访谈》24个字的节目定位：时事热点追踪、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再接上“用事实说话”的标志性口号，比之前的老片头具有更强的视听冲击力。
这次改版还升级了节目的演播室包装。主持人不再坐着主持而是采用站立主持的方式，之前的小屏幕改成全景大屏，播报时触屏导播。新添年轻面孔劳春燕，她清新自然的主持风格为节目增添了活力和新鲜感。
此外， 节目内容的包装也更加轻松活泼。第一期节目加入了Flas， 用郭德纲的相声表现二代身份证的更换问题。这种形式是以往的《焦点访谈》从未尝试过的，这段视频引起了许多微博用户的议论和转发。
内容语态更加亲民。改版后的《焦点访谈》在内容上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改版第一天播出的节目就定下了基调，两个话题都与民生相关。 首先是梳理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规新法， 特别聚焦了新的交通法规；第二个是开设了一个小板块“百姓连连拍”， 采用普通人采访普通人的方式， 回顾2012年展望2013 年。从首期改版节目来看， 许多观众对于焦点访谈的选题偏重民生表示认可， 觉得很接地气，“特别是央视记者不再高高在上地采访别人， 而是把摄像机交到了百姓手里， 让他们说自己最想说的话， 让许多观众觉得很难得”。①之后的多期节目着眼于百姓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和问题，诸如“又逢春运迎大考”“PM2.5你了解吗”“中国式过马路”“别让老爸老妈中了招”，体验式采访的方式能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与观众互动进一步加强。《焦点访谈》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设置了“焦点爱问”板块，利用微信平台，收集百姓的困惑，并在节目里播放观众在微信上发来的声音。这是《焦点访谈》利用新媒体的一次成功尝试，它使原本枯燥的“两会”报道显得生动有趣，激发了观众参与节目的热情。在节目的微信公共账号“焦点访谈”里会预告当天的节目内容，微信用户可以直接向其发送新闻线索，这种方式有助于节目收视人群的年轻化。
然而，《焦点访谈》的微博和微信平台主要还是单方面信息，内容也局限在当天节目的预告，没有主动调动观众的积极性。今后《焦点访谈》在官方微博微信上可以采取设置话题的方式，采集网民对节目的意见，对选题的期许，对报道现象的讨论，微博语言可以更加活泼。除了新闻之外也可以一些励志的名言、感人的故事和服务性的信息，以起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作用。
内容一小步：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虽然改版后的《焦点访谈》增添了新的亮点，但是观察2013年的节目可以发现，此次改版主要停留在形式上而非内容上，一些痼疾仍然没有解决，而这些问题才是决定《焦点访谈》生存状态的主要因素。
舆论监督力度还需加大。《焦点访谈》最鼎盛的时期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得益于这一时期《焦点访谈》掷地有声的舆论监督节目。1994—2001年《访谈》舆论监督节目比重达到40%以上，收视率一度破十。 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同志专程来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座谈，并郑重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在那个网络还不发达的时代，《焦点访谈》就是百姓眼中的“焦青天”，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不合理不合法的问题时，就主动地向《焦点访谈》打电话提供线索，而这种获取选题的方式《焦点访谈》一直沿用至今。
但近几年来，《焦点访谈》不再是央视收视率的保障，甚至在一套节目排名上跌落10名之外。除了节目自身存在的问题，迅猛发展的新媒体也给《焦点访谈》带来很大的压力。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一个数据对比分析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官方媒体掌握了80%的话语权；而在2012年的20个网络热点事件中，非官方媒体掌握了75%的话语权。②微博发起了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最有力的挑战，近两年发生的轰动社会的网络事件有的从微博源起，有的在微博掀起高潮，一时间微博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首要平台。而《焦点访谈》的偏离舆论监督的轨道，对《焦点访谈》来说无疑是灵魂和盔甲的丢失。
可惜《焦点访谈》在改版之后仍然存在舆论监督见缝插针，主题报道抱团出现的问题。以2013年9月份的30期节目为例，涉及国家权力机关的硬监督仅有5期（“一个‘权力掮客’的倒下”“旅游背后的交易”“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储粮库藏‘硕鼠’”“液氨屡泄漏 安全再示警”）。正面宣传报道共11期，远远超过舆论监督报道的比重，达到2/3（“做大做强主流媒体”“传播好中国声音”“抓党风 改民风”“理论探索 创新方法”“教书育人 立德树人”“弘扬‘上海精神’ 促进共同发展”“网络言行莫触碰法律红线”“宣示中国理念 传递中国信心”“黄土高坡的绿色希望”“文艺创作要为人民鼓劲”“守底线 保重点”）。
坚守舆论监督是《焦点访谈》在今后发展道路上必须坚守的特色，如果丢失了这个特色，节目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力下降。“质疑和监督”是《焦点访谈》的灵魂，这一点不仅不能改变，还需大大加强。
时效性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改版后的《焦点访谈》更加重视突发事件，但是因为生产周期过长，节目审核等诸多限制，节目的时效性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焦点访谈》有四个部门，分别是调查报道组、主题报道组、应急报道组和策划组。前三个组每组有一位制片人，大约20位编导和摄像，策划组近10人，充当智囊团的角色，除此之外节目还配备了十余位后期制作人员。正因为人员配备充足，所以作为一档日播节目，《焦点访谈》考虑的不是节目数量的多少而是节目质量的高低。于是编导从报题到采访，从写稿到编辑的时间并不受到制约。正常一期节目的制作周期是半个月，一个星期采访编稿，一个星期审片修改。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对创作团队无形的“娇纵”和“一审再审”的审片制度给主创人员带来的是精神的消磨、紧张感的减弱和积极性的打击，反映到节目上就是时效性的减弱。如此一来，不用说网络，即使是和新闻频道的其他节目相比，《焦点访谈》也底气不足。虽然改版后的《焦点访谈》更加追求时效性，尤其是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但是很多情况下是对于同一个热点事件，《新闻直播间》《新闻1+1》播出了很多天以后《焦点访谈》才来炒冷饭，或者干脆就不播了。
新闻中心的经济部、社会新闻部也为新闻频道提供新闻，《新闻直播间》《共同关注》等栏目还涌现了许多各个部门采编的优秀的深度报道，这些报道一般在十分钟左右。例如，社会新闻部报道的“揭秘‘速生鸡’”“6·29和田劫机事件后续”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12年下半年优秀深度报道。这些记者像是机动部队，动作快、反应灵敏，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又因为跑的是专业口，继而保证了新闻的深度性。在突发事件面前，第一时间报道，并加以追踪是央视权威性的体现，如若时过境迁才发声就相形见绌了——2013年4月14日，湖北襄阳一酒店发生火灾，一个月过后，5月13日的《焦点访谈》才播出“有多少悲剧可以避免”；2013年3月22日长沙女孩雨夜坠井，而“井口夺命何时休”这期节目直到6月1日才播出。一拖再拖，改版所追求的时效性在哪？难道在突发事件面前事实和真相不是第一性的吗？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主流媒体若不抢占制高点就不能与新媒体抗衡。
改版后的一次成功的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也许能够带来一些启示。2013年1月6日，《焦点访谈》播出“邯郸：突遇停水”， 这是《焦点访谈》19年来第一次记者当天出差当天播出的节目。记者李娟5日夜里11点接到群众反映的电话，在征求制片人意见之后，第二天早上9点和摄像赶往邯郸，下午2点采访结束，却又因为线路原因无法回传画面，最后制片人决定为了保证节目当天播出，采取电话连线记者的方式先把获取的事实说出来。最终这期节目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成为改版后的一次成功的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范例。
制片人刘年是这么表述成功原因的，“我们改变了生产方式，将一个人从头到尾的作坊式生产变成了多人合作的流水线式作业。前方的李娟和刘雪松在北京都有专门的后期编辑，还有专人在搜集各种信息和资料，还有类似策划的人员来谋篇布局，而制片人要把控好这条生产线上的每一个环节正常运转。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当天出发当天播出。其意义并不在于这简单的形式变化，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理念变化。说明一个曾经高高在上、自我封闭的栏目开始俯下身参与到新闻竞争中来了。以前是我做好了审过了改好了再播给观众看，现在是今天观众要看什么我就必须播什么。”③
也许有人会说《焦点访谈》是一档深度报道节目，特色在于调查和舆论引导，而非求新求快。但是追求时效性实质上是追求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在突发事件面前第一时间提供权威有效的信息，解除老百姓的疑问和担心，进而才能有效的引导舆论。这时协同合作远比单打独斗更有效率，第一时间传递事实和真相远比过多修饰和加工重要，这是《焦点访谈》提高时效性必须做出的改变。
热点焦点问题仍有回避。《焦点访谈》从成立之初就倍受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每一期节目要经历从制片人到评论部主任再到台长的层层审查，敏感新闻还要通过总理办公室的批示，往往涉及热点焦点问题的节目就在这一轮轮的审查中流产了。
在新媒体如此活跃的状况下，必须给传统媒体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否则两个舆论场相去甚远，传统媒体失语失责，只会造成观众的进一步流失。《焦点访谈》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在受到关注的同时受到了更多的限制，造成了想说却不能说，采访了却不能播的的尴尬境地。但是，对于新闻报道来说，事实始终是第一位的，《焦点访谈》的口号“用事实说话”体现了其尊重事实的精神，哪怕是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方式，也不可以对事实视而不见。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小悦悦事件”“药家鑫案”“钱云会案”“双汇瘦肉精事件”，2012年的“毒胶囊事件”“表哥杨达才事件”“广东乌坎事件”“四川什邡事件”都是在微博上引起全民讨论的热点事件，却无一出现在《焦点访谈》中。让人遗憾的是改版后的《焦点访谈》还是会经常在热点事件面前失语，“农夫山泉标准之争”“长春劫车杀害婴儿事件”“薛蛮子事件”“李××案”，这些热点事件在微博上沸沸扬扬，在央视的新闻节目中也作了重点报道，《焦点访谈》却好像充耳未闻。热点焦点面前，观众最需要主流媒体提供权威信息，正确引导舆论，这时《焦点访谈》失语是不理智的自杀式行为。如果《焦点访谈》对焦点视而不见，那么有一天观众也会对《焦点访谈》视而不见。
综上论述，改版后的《焦点访谈》在形式上散发出活力和希望，但是当形式上的新鲜感退去时，我们必须思考：我们仅仅需要这样的改良吗？还是需要更彻底的一次改革？如果痼疾未消，《焦点访谈》能够起死回生吗？作为一档高高在上的老牌节目，《焦点访谈》必须尊重新闻规律和市场规律，具有和新媒体以及其他节目竞争的意识，坚守舆论监督的特色，承担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才能坚强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