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鼠疫的爆发
原因如下：
滥捕旱獭，接触疫源
满洲里的山中有很多的旱獭。由于此地地广人稀，人和旱獭直接接触的机会是很小的。但“其皮极细软”，加之在20世纪初，由于人们掌握了加工旱獭皮毛的工艺，使其成色可以和貂皮相媲美，故“每年运往欧洲者，其数甚多”此外，旱獭的肉可食用，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均较高，所以捕杀旱獭有利可图，刺激了大量的人来到满洲里捕杀旱獭。
旱獭
鼠疫的爆发具有季节性。旱獭至秋冬之际有一种疫病流行，“旱獭染毒则不能行动。故野获者大都无疫;其有疫之旱獭，必系获于穴中者。”有经验的猎户能分辨出患病的旱獭，因此绝不会轻易去捕杀。但在捕杀旱獭的队伍中，存在大批无狩猎经验的劳工，在狩猎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分辨旱獭健康与否的能力，亦缺乏防范意识，不加区分，将染病的旱獭列入其捕杀的行列中，这样必然会感染鼠疫。大量捕杀旱獭的劳工充当了鼠疫通向人类的桥梁，他们因接触或食用旱獭而使自己染病，使人类进入了鼠间鼠疫的传播链，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最终酿成了“人间惨祸”。
发达交通助推，人口大规模流动
东北地区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自1897年修筑第一条铁路——东清铁路，至1910年，东北已建成“总长2548.88公里的中东铁路;总长1075.38公里的南满铁路”，形成3000多公里的铁路运输网。加之，铁路具有运输速度快、行程远、载重能力优于其他交通方式的特点。故铁路已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在交通不发达的蒙昧时代，瘟疫仅仅会使周围的城镇、村落染疫，并自生自滅。但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瘟疫的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所以，东北初具规模的铁路交通网会加速鼠疫的传播。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如此。
陆路方面，冬季东北地区河道冰封、道路平坦，较夏季便利。即便在铁路停运后，人们依然可以选择徒步南下。同时，东北地区的海路运输亦比较便利，“大连是不冻港，营口和安东每年11月下旬结冰，次年2月解冻开河。”在此条件下，人们可以由海港进出东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鼠疫初期的传播。
交通发达只是鼠疫传播的因素之一。自俄国势力深入东北地区以来，大量的资源和产业得到了开发，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这给人地矛盾十分激烈的山东、直隶地区的农民提供了谋生的机会，于是两地大量的农民来到东北或俄国境内，“其中以争取工资为生的苦工每年在20万以上。”他们每年春去冬回，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疫情到来时，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且往往被视为传染源而被当作隔离查验的对象。因此，还未出东北的苦工大多想尽办法逃离当地，南下回家。在归家的部分苦工中，由于其跨地流动，且未意识到自己或身边人染病，所到之处，便有接触，加速了鼠疫的传播。
传统观念影响，防疫意识淡薄
首先，鼠疫流行恰逢年根岁尾，“惟中国视年节为重，每值岁暮，多归故乡。其中有逾万之工人，即遇铁路不通之处，亦必步行就道。”在这种信念的推动下出现了节日下的人口流动。这增加了传播鼠疫病毒的机率，也使鼠疫在不同地区间传播。
其次，中国传统的“入土为安”观念给防疫工作带来了巨大阻力。受“入土为安”观念影响的土葬习惯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观之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消灭鼠疫病菌唯一有效且可行性强的手段便是火化疫尸。但在“入土为安”的观念下此举是非常困难的。加之受“死者为大”习俗的影响，对于感染鼠疫而死的亲属不愿意交出尸体进行火化。“此次鼠疫适逢哈尔滨冬季，郊外天寒地冻，无法掘地，一时间尸横遍野，一派末日景象。”感染鼠疫的尸体仍然具有传染性，这样的处理方式为当时的防疫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同时也使仍未出现根本好转的疫情防控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最后，淡薄的防疫意识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被誉为“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作为东三省北部的区域首位城市，人口众多，又疏于防范，故鼠疫传染严重。”特别是聚集大量华人的傅家甸。“傅家甸居民稠密，傅家甸华人多开饭馆客栈，常有数十人共卧一炕，数百人同处一地，其势最易传染”，加之，“居其地者大率丛集于孤陋之室，肩摩足抵，人气熏蒸，一经疫症传染，辄至不可收拾。”不良的卫生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鼠疫的传播与蔓延。
独特的地理环境
“东北”通常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行政管辖区的总和。从自然地理方面来讲，“一般指的是从山海关引一条垂直延长线，此线以东至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点之间的中国领土，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四盟以及东三省，此即广义的东北。”本文所提的东北指的是前者，即行政区划角度的东北。
1910～1911年满洲里鼠疫沿铁路线传播
东北往往是天寒地冻的代名词。以处在最北端的黑龙江省为例，“该省是全国冬季温度最低的省份，也是世界上同纬度最冷的地区。1月份为全年最冷月份，平均气温大部分地区低于-20°C，最北部的漠河最低为-30.8°C。”而吉林省“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15°C─19°C，平均最低气温为-20°C─27°C”而处在东北最南端的辽宁省，其“冬季严寒漫长，一般有6—7个月，积雪期也很长，一般可达4—5个月。”综上得知，东北三省冬季的温度特别低。几乎不能实现有效的开窗通风，以致无法进行空气流通。土炕取暖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除了在土炕睡觉以外，吃饭、聊天亦在此进行。“肺鼠疫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的，于是，这个集聚亲情、友情和乡情的暖融融的土炕，恰恰成为鼠疫传播的温床。”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鼠疫病菌传染的可能性，使疫病控制变得更加艰难。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庚辛年间东北地区的鼠疫爆发及蔓延。
2. 鼠疫的爆发原因
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先后波及了69个县市，死亡人数达六万多人。疫情仅发生一个多月，吉林、黑龙江就有近二万人死亡。并且继续扩散，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阻，放眼望去，尸横遍野，景象惨不忍睹。
1910年夏，俄国境内西伯利亚由于旱獭传染发生鼠疫，中国男子张万寿恰值此时到鼠疫源地招募华工，10月初数名华工突然死亡，俄方驱逐染疫中国华工，使鼠疫由俄国传入中国境内。
据《东三省疫事报告》记载， “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华工一律逐出。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间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两名被逐华工来到满洲里市，1910年10月25~26日，出现疫状，相继死亡｡
3. 鼠疫爆发是哪一年
东北肺鼠疫
疫情的爆发
根据《清末东北地区暴发鼠疫》的文献记载，这次鼠疫的爆发，追根溯源，还要追结到苏联。没错，苏联就是这次鼠疫最先爆发的地方。
大约在1910年10月，西伯利亚的南部地区爆发了十分严重的疫情，对此，苏联采取了错误的防治方式。
各下级政府不但瞒而不报，还擅自焚毁房屋，疏散人群，以为人们离开西伯利亚地区就会免受鼠疫的困扰，然而殊不知，疫情的种子早已埋在了每个人的身上，并被当时离开西伯利亚地区的人类带往了世界各地，而当时我国东北地区的鼠疫就是这么来的。
据文献记载，在1910年11月中下旬的时候，东北三省地区靠近苏联的满洲里，迎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起先剧烈咳嗽，浑身乏力，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只是轻微感冒，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而这两个不速之客也不知道自己所携带的是鼠疫，于是毫不顾忌地与朋友交谈，在市井游荡，最后咳嗽吐血，死在了大路上。
此时，一场震惊东北三省的疫情，正在悄然地爆发。
受感染的人们与那两个工人的病情如出一辙，先是剧烈咳嗽，浑身乏力，最后吐血而亡，死相凄惨。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烧香拜佛，家族祭祀，企图祖先、神仙的保佑，但是这种众人聚集的情况反而更加加重了疫情的传播。
可以说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东北地区几乎就遍布了疫情携带者的身影，整个东北地区全部沦陷，而且疫情还有着向全国蔓延的趋势。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知道，鼠疫是由一种叫做鼠疫杆菌的细菌所引起的一种传染病，而且这种传染病还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这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先例，那就是“黑死病”。
在14世纪的时候，欧洲便爆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瘟疫——黑死病。当时整个欧洲弥漫在一个黑暗时代中，从1347年到1353年的5年之间，整个欧洲有2500万人被黑死病夺取了生命，而当时整个欧洲总的人口才大约8000多万人，而这一下子就将近死了1/3，这是有关鼠疫在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记载。
4. 鼠疫爆发了几年
明朝末年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天气少雨，从1633年开始爆发了大鼠疫，到1643年光北京城就死了二十万人
5. 鼠疫爆发季节
《鼠疫》试图以客观的立场不动声色地呈现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奥兰的一场灾难。当然，没有任何叙述者可以纯然客观的立场讲述任何事情。小说的主要叙述者也是故事的核心人物，一个叫里厄的医生。小说的开篇，作者通过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物塔鲁给里厄大夫勾勒了一幅肖像：
“看样子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肩膀壮实，近乎长方脸。深色的眼睛率性十足，但是下颌突出。高鼻梁非常端正。黑头发剪成寸头。嘴角呈弓形，厚厚的嘴唇几乎总是紧闭着。晒黑的肌肤，黑色汗毛，总穿一身深色衣服，但是同他很搭配，整个样子有点像西西里农民。”
看样子这是一个隐于人群的普通医生，几乎都是深色的特征。他在鼠疫事件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也是推动情节和连接其他人物的核心。这个小说的情节并不是特别曲折跌宕，作者几乎漫不经心地按照时间的推移记录了这个故事，所以重点是人物及其内心变化。
在故事的开始，门房死了，里厄察觉到事情不妙，但他很谨慎地与奥兰医师协会沟通，恳求隔离新发现的病人。接着他给省药品储备库打电话确认疫苗的存量。他已经发现这鼠患背后潜伏着疫情，但又不愿相信，这时候他的内心十分焦虑矛盾，文章用很长的篇幅来描写里厄医生的心理变化。他在窗前眺望世界，回想人类历史上相似的灾祸，对眼前的状况进行评估，最终决定驱逐疑虑采取措施。
“里厄大夫打开窗户，突然涌入市井的喧嚣。”这句话写得很好，开窗的动作极富象征性，文中多次写到里厄医生在窗前的场景，窗形成一种界限，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分界。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还是做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这是每个人面临的选择。
“确定性就在那里，在每天的劳作中。其余的一切都系于游丝，系于微不足道的举动，不可在这里恋栈。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关键。”这种冷静和理性支撑着里厄挺过后面最黯淡无望的时期。
接着小说引入第二个人物，一个市政府职员，约瑟夫·格朗。此人在白天统计死亡人口，夜里则偷偷伏案写作，说是写作，实则毫无天赋，只能在一行句子中反复斟酌。在格朗刚出场的时候，小说通过里厄的视角说，像格朗这种身体强壮者，即便遭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也会幸免于难。在故事结尾，疫情退散之际，格朗还是染上了鼠疫，其症状之恶化让所有人绝望，格朗认定自己必死，他甚至烧掉了自己最珍视的手稿。他最终奇怪地自愈了，这也和另一个人物塔鲁的死亡形成有趣的对照，恰能说明死亡是不可预测的，命运是非理性的。
在疫情刚刚扩散的时候，里厄向省政府提出隔离建议。省政府为了避免引起民众恐慌，拒绝向公众公开疫情，只是轻描淡写地报道了一下。“到了第三天，里厄总算见到了省政府的布告。白纸小布告，匆匆张贴在城里最不显眼的角落，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看到这里，只能感叹，各地的政客都是相似的。文中类似的对当局的讽刺还有不少，但这并不构成小说的主题。这部小说聚焦的点不在于批判官僚政治，而是更关注个人在灾难中的处境与抉择。
小说的第二部分从全城封闭开始。封城造成了人们的分离。在故事发生的年代，还没有电信通讯，只有原始的信件，封城带来的隔绝比我们今天更惨。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人们在封城后的感受，他用“流放感”来概括这种普遍的心理。
“不错，时刻压在我们心头的这种空虚、真真切切的冲动，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过去，或者相反，加快时间的步伐，还有记忆这些火辣辣的利箭，这些正是流放感。”在这种普遍的流放感中，有一类人体会最深。“只因他们在旅行中意外遭遇鼠疫而滞留在这座城中，既远离难以相见的亲人，又远离自己的家乡。在通常的流放中，他们是最深度的流放。”作者塑造了一个记者朗贝尔，以他作为这类深度流放者的代表人物。
朗贝尔被困于城中之后，因牵挂巴黎的女友，曾设法逃出城。小说对他着墨也不少，他的思想经历了艰难地抉择和摇摆。最终，基于同情和道义他放弃了逃走，而加入了朋友自发组建的救援队。面对朗贝尔“自私的”出逃，加缪并没有通过叙述者里厄对他进行道德指摘和绑架，而是始终温和地听之任之。这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似乎是很难理解的，但这恰是加缪想要表达的，即人道的同情。里厄对朗贝尔的处境是理解的，并基于此默许了他的行为的合法性。朗贝尔是去是留始终是他个人的选择，没有人有立场对他进行道德批判。朗贝尔这个人物刻画得很真实，他作为一个异乡人被困于一座瘟疫之城，他的恐慌和孤独感是十分符合情理的。他一开始无法像本地人一样积极地投身于斗争中去，这不仅是自私的缘故，而是一个局外人的自然反应。面对医生和朋友们的抗争，作为一个有良知和怜悯心的人，他的转变也是十分自然的，毫无夸张的献身精神。这部小说里所有的人都是普通人，他们的反应和抉择并没有高于常人多少，作者没有宣扬任何英雄主义，从而保证了作品的真诚度。
小说中的第三个人物，一个自称葡萄酒代理商的神秘人物科塔尔。他以自杀未遂登场，他的隐秘故事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而展开，带有一定的悬念。这个人物在前半场看似不起眼，却是一个重要角色。他揭示了鼠疫背后的人类痼疾。这个矮个子男人从一登场就十分神秘，他惧怕被警察抓捕，甚至因此渴望地震，希望世界同自己一起毁灭。鼠疫的爆发使他得以藏匿在封闭的城中，所以在鼠疫似乎要结束的时候，被围困已久的人们开始松弛和欢喜，只有科塔尔因疫情的退散而懊丧不已。后来官方宣布解禁，人们陷入狂欢，科塔尔焦虑疯狂地向人群射击，被警察逮捕。科塔尔是塔鲁最憎恶的那种人，即认为自己有权利剥夺他人生命的人。但这种人也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存在。
小说中的第四个人物，让·塔鲁，他是开篇大夫出诊时遇到的一个男人。大脸膛、眼窝深陷、两道浓眉、侧影笨重，给人很笨拙又顽固的印象。他是小说中仅次于里厄医生的叙述者。文章开篇通过里厄的叙述告诉我们，塔鲁是鼠疫爆发几周前定居奥兰的人，他似乎收入颇丰，为人宽厚，还有一种记笔记的癖好。他的笔记偏爱记录琐碎的小事，所以小说的很多信息来源于塔鲁的记录。后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也是从塔鲁的视角呈现出来，所以这个人物显得尤为重要。
在鼠疫扩散得超出省政府的控制能力时，塔鲁主动向里厄提出组建志愿卫生防疫队。加缪在此处并没有借里厄之口表达对塔鲁的感激或感动，似乎这种义举并不值得过分颂扬。在医生和塔鲁之间，有一段严肃的对话，关于是否信仰上帝和斗争的意义。塔鲁认为与鼠疫的斗争始终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不可能有什么赢局，赢了也没有意义。但即便如此，他依然甘愿冒险去斗争。他并不是对攻克鼠疫缺乏信心，而是对人性，对社会早已失望。
关于恶的问题，他在文末和医生还有一段重要的对话。塔鲁向医生交代了自己的过往。他讲述了青年时期所目睹的一场审判。此处嵌套的故事又与加缪的《局外人》形成巧妙的互文关系。在这场审判中，青年塔鲁对被告产生了不可抗的同情与怜悯，并由此对法庭产生了厌恶和恐惧，甚至连自己的父亲（法官）也被他视为无情的刽子手，当然还有其他希望促成审判的人。于是，他离开了家庭，但行刑队杀人的味道始终缠绕着他。他无法接受建立在死刑基础上的社会，所以变得绝望悲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仅仅发现，今天，比较而言，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或者被杀，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致人死亡。是的，我依然感到羞愧，我领悟了这一点，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陷入鼠疫中。”
塔鲁的思想有些偏激，他认为每一个漠视他人死亡的人都是间接的刽子手，所以他悔愧自责，毕生都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最后他被鼠疫带走了。他最后的时光在医生和医生母亲的守护下度过。在他同鼠疫斗争的最后阶段，依然展示了一个勇士的隐忍。每次和朋友目光相遇，塔鲁都努力挤出微笑，以宽慰他人。塔鲁的死是全书中最令人遗憾的地方，因为他太善良，太为别人着想，似乎这样的好人不应该得到如此结局。而作者恰恰安排他死在漫长的鼠疫即将告结的前夜。这样的安排未免太残酷了，而这种残酷的结局带给医生强烈的冲击。
“里厄由此清楚地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失败，而这次失败终结了战争，将和平本身变成一种永难治愈的伤痛。大夫不知道塔鲁最终是否找回安宁，但至少此时此刻，他自信已经了解，他本人永远也不可能安宁了，正如失去儿子的母亲、埋葬朋友的男人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休战的时刻了。”
所以，只有塔鲁的死，而不是科塔尔的死，才最能体现死神的无情，才最具有悲剧色彩。面对塔鲁的死，医生终于领悟到他先前所说的暂时的胜利。“在同鼠疫博弈，同生活博弈中，人所能赢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而这不足以成为让人好好活下去的动力。
在这场鼠疫中，被带走的人很多，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帕纳卢神父。他是一个有学识有激情的耶稣会会士，他试图以鼠疫激起人们心中的罪恶感，并以此促使人们悔过向善。他的身材敦实，满面红光，嗓音洪亮，十分适合做激情的布道。但是，他最终也死于鼠疫，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他愿意接受上帝而安排，而拒绝就医。在神父身上，寄寓了加缪对宗教的反思与质疑。文中写到神父亲眼看到一个无辜的男孩被鼠疫折磨致死的场景，这无疑强烈动摇了他对上帝的信仰，但他致死也没有承认这一点。
“官方欢庆的第一批烟花，从昏暗的港口腾空而起。全市居民长时间的欢呼声隐隐传来。科塔尔、塔鲁以及里厄曾爱过并失去的那些男子和那个女人，他们无论死去还是有罪，此刻全被人忘却了。这位患病老人说得对，人始终是老样子。”
这位患病老人也是文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常年宅居，厌恶钟表，每日倒腾两碗鹰嘴豆来计时，可却能说出很多精辟的话语。在他听闻塔鲁死讯时，他说“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这就是生活。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当他听说政府要建造一座鼠疫死难者纪念碑时，他笑得喘不上气，“我在这儿就听得见他们说：‵我们这些死者′……回头他们就去大吃大喝。”可见足不出户并不妨碍他洞察社会与人心。
总之，这场历时十个月的鼠疫终于结束了，但里厄医生却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着欢庆的人群，不仅仅因为鼠疫带走了他的妻子和挚友，而是他深知作为疾病，鼠疫杆菌不会灭绝，而是随时可能带给人灾难和教训。这也是加缪这篇小说试图告诉世人的，不管是作为疾病的鼠疫，还是人心中的恶意，都从来不会根除，鼠疫的威胁一直都在。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要人物的经历也简单，每个人物都代表着社会某一类人物，通过他们在鼠疫中的作为和想法来反映这场灾难带给所有人的冲击。所以，这部小说以人物塑造见长，人物的性格伴随着疫情的发展获得了变化。当然，刻画得最好的两个人物是医生里厄和塔鲁，作者对于社会和人性的反思往往是通过二人来完成的。整个故事通过参与者来叙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阅读的代入感。不同叙述者之间的互相审视和评判也避免了作者的直接说教，给人留下很大的反思空间。
6. 鼠疫的爆发率高吗
不会，通过疫情，中国人民学到了不少关于疫情方面的知识，养成了存口罩，戴口罩的好习惯，养成更好的卫生习惯，让老鼠逼而远之
7. 鼠疫爆发过几次
黑死病（鼠疫）是欧洲1347一1353年问爆发，整个欧洲死亡2500万人，占欧洲人口的三分一。一战中1918一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爆发，最早是岀现在美国芬斯顿军营，后被美国远征军带到西班牙，死亡人数在2500万一4000万人。
8. 鼠疫爆发历史
鼠疫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1894年突然爆发也叫黑死病，疫情最初起源于我国云南。后传到香港。这种可怕的疾病在香港不仅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行，还占据了这个国际港口，通过这一战略要塞，在短短的六年内，黑死病对人类开始了大肆进攻，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通过船队，传遍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及南美洲的60多个国家，几乎遍及当时全世界沿海各港埠城市及其附近内陆居民区。